但对于习惯了儒家礼教、讲究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的汉族百姓来说，剃发不只是外形的改变，而是对祖宗的背叛。这不仅是宗法观念的挑战，更是尊严的践踏。
因此，剃发令一经颁布，便在北方激起强烈反弹，激烈程度甚至迫使清廷短暂暂停了执行。直到次年，大局初定，清军挥师江南，剃发令重新推行，而且更加严厉——“不从者斩”。
为什么清廷要将发型当作统治策略的核心工具？原因其实有两点。
第一，是文化对抗。早在清朝前身——女真建立的大金国时期，便曾出现过类似情况。金太宗完颜晟曾强制推行“削发禁汉服”，反对女真人模仿汉人。但历史证明，金朝最终仍逐渐汉化，导致军风衰败、政权崩溃。
因此，到了后金时期，皇太极吸取前车之鉴，重新确立民族制度。他强调：“金亡于汉化”，要保国基，必须保发式。皇太极甚至认为，衣冠制度若一旦模仿汉人，就意味着开始灭亡。
为了防止政权再步前朝覆辙，他在大凌河之役胜利后（1633年）首次命令归降汉军剃发；并于1639年进一步明令，凡穿汉服或妇女缠足者，皆重罚。清廷在文化制度上筑起坚固壁垒，防止被庞大的汉文化同化。
第二，是政治统治需要。满人入关时人口不过五十余万，而汉人多达数千万。统治基础极其脆弱。为了制造“同化假象”，清廷以剃发为手段，使被征服者从外貌上失去身份认同，从而打乱民族边界。一旦所有人都剃头留辫，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，外形上已难分彼此。这种“视觉压制”手段不仅便于分辨顺民与逆民，也利于巩固政权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剃发不仅是文化问题，更是一种精神征服，一种政治警告。
要剃发，光靠命令不行。清军选择了用刀和火推进这场“文明重塑”。
最惨烈的抵抗，发生在江南。
1645年，江苏江阴。清军到达前，城中文武官员率领军民两万余人，誓死不剃发、不降清。总兵阎应元、守城副将陈明遇带头誓死抗敌。清军屡攻不下，遂调兵达二十四万，围城八十一日。最终，清军攻陷江阴，城中十几万人被屠戮殆尽。
不久之后，嘉定（今属上海）百姓也起兵反抗剃发，连战三次。清军最终以血洗回应——史称“嘉定三屠”。而在扬州，更发生“扬州十日”，当清军攻入城中，为惩戒前明抗清将领史可法的死守精神，十日之内屠城，城中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河。
“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、江阴八十一日”，成为剃发令背后最沉重的历史注脚。这三起屠杀，不仅是军事镇压，更是文化清洗，是要将“不从”的意志连根拔除。
在剃发令铁血推行的年代，不少汉人心怀故国，却又不得不屈于现实。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对先人的哀思，便以民俗的形式留下了文化的印记。
于是，民间逐渐流传起“正月不剃头”的说法，以示“思旧”，怀念旧王朝，缅怀亡国之痛。“旧”与“舅”在口语中谐音，流传久了，便讹传成了“死舅舅”。民间讹传的过程中，典故被遗忘，哀思变成了禁忌。
这正是中国民俗背后那种沉默的民族记忆。表面看是迷信，背后却是历史的哭泣。
那么，清廷在推行如此残酷政策后，为何仍能维持两百多年统治？
原因在于制度和手段的“双轨运作”。一方面，清廷有效利用“满汉分治”的官僚体制，设立八旗制度，将核心武力牢牢掌控在满洲贵族手中；另一方面，对汉官实施羁縻政策，用科举吸纳汉人读书人，让他们为清服务。
再加上清初连续几位皇帝政治能力突出，如康熙善用儒术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，雍正整饬吏治，乾隆强化皇权。清廷借用汉人治理汉人，用文化压制反叛，用政治消化忠诚，渐渐削平汉人的抵抗意志。
剃发令虽引发抵抗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百姓习惯了现有制度，记忆逐渐模糊。而那段浴血奋战的历史，只在某些旧礼俗中，被悄然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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